1937～1948年 战争重创时期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抗战初期，战时救护工作增多，医院业务更为繁忙。当时国民党军队在晋西北进行了忻口战役，八路军火烧侵华日军飞机场，平型关伏击入侵日军板垣师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胜利，许多国民党军、晋绥军和八路军伤员经各种渠道住进汾阳医院。这段时间，国民党军将领李仙洲和八路军将领李天佑等许多指战员在汾阳医院住院治疗。

1937年11月，太原沦陷，汾阳时局紧张，医院职工纷纷离院逃难。后又走投无路，逃难者大部分返回医院。1938年2月17日，侵华日军炮轰汾阳城墙，进城后，在医院假山上支炮狂轰滥炸。炮轰后步兵要进驻医院。因当时美国政府尚未参战，周以德院长出面交涉，日军做出让步，撤出医院，但声称要“保护”医院，条件是给日本人看病，医院工作得以照常进行。后日本军人、商人及随军朝鲜妇女成群结队到医院就诊。由于日军及一些便衣特务、汉奸翻译的破坏干扰，医疗工作难以正常开展。

1938年7月周以德回到美国，并带走了日军轰炸汾阳医院的弹片留做证据。

周以德回国后，汾阳医院的医疗工作由王清贵负责。为了应付日军，院长由护士学校校长罗瑞英兼任，并在医院大门上挂美国国旗。医院在美国基督教的庇荫下得以勉强维持工作。但战乱使物资供应毫无保障，日军残酷的“三光”政策使医院面临着极大的困难。主要的困难是缺乏医师，医院送出去培养的几名大夫，为事变所阻不能返院。

1939年华北公理会派穆德大夫和沙莱大夫相继来汾阳，穆德为德籍犹太人，沙莱是匈牙利籍犹太人。他们都是被希特勒赶出祖国，由中国红十字会派来华北。因为都不是正规医师，技术不高，不久即因不称职而被调走。1940年聘请绥远人、齐鲁医学院毕业的女大夫鄂济民来院工作。

从1938年2月17日日军侵占汾阳到1941年12 月9日日军占领医院，4年中汾阳医院虽得不到发展，但未至关门停诊。1941年下半年，日军节节南进，日美关系逐渐恶化，医院工作更加困难。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次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声明对日宣战。12月9日凌晨，日军突然包围医院，任意逮捕职工，所加的罪名是汾阳医院收容中国士兵、抗日、接济八路军等。上午10时左右捕走院长王清贵、手术室主任赵硕安、药房主任成守宽、服务部主任常子长、会计主任王德庵、护士长王静渊、药房副主任段开基、膳食主任梁世恩和护士封淑贞、侯佩兰10人，所有的美国人也都在医院内被软禁起来。医院从当天起停止门诊，门上挂起日本旗和军营牌子。因还有住院的80多名病人，故延迟至1942年2月5日，住院病人全部出院后，日军宣布汾阳医院解散，所有物资不准带出，一切财产及设备均由日军无条件霸占，改为日本军医院。医院单身职工和在院内的家属，由医院服务部贺韶九和日本宪兵园山伍长商洽，分批全部迁出医院。1942年，罗瑞英被迫回国。

汾阳医院被日本宪兵队抓走的10人受尽酷刑，被皮鞭抽、灌凉水、狼狗咬、红火柱烫等。会计王德庵因日军向他索要银元交不出，最后被活埋在西门外城壕里。常子长被折磨致病，死在宪兵队。其他人关闭几个月受尽折磨后才放出来。王清贵被判刑2年，后因给日本人园山伍长治愈疾病而提前释放。回家后为谋生计，在三皇庙巷内个体开业。

侵华日军占领汾阳医院时期，院内的药品器械设备均被任意挥霍。大楼被改建，到处是厕所，垃圾成堆，臭气冲天。院内花草树木遭严重摧残，日本伤兵死后在院内火葬，烧骨灰的火葬台有好几处。日军在医院内酗酒、打麻将、强奸女人、抓人打人，日夜胡闹，为所欲为。另一方面也利用医院设备给日本兵看一些小伤小病。门口设置哨兵，把关甚严，外人不得入内。

1945年8月，侵华日军无条件投降。阎锡山阻止八路军受降，其部阎俊贤师进驻汾阳南关，因未接到阎锡山的命令，不敢立即入城，致使已投降的日本兵继续作恶。有一日本宪兵酒醉后，手持铁棒走进X光室，将机器打碎。其他物资被日本兵抢劫一空。日军退出后，阎锡山部独立二团团长吕育才、赵德山部趁火打劫，进行抢劫扫尾，将医院被服、用具、桌椅拉了4大马车而去。   

1946年初，地方群众特别是王清贵的医界同事多次找王清贵交谈，希望他能够出面恢复汾阳医院工作。当时北平教会也派人来，住在汾阳基督教公理会，布置接办医院事宜。汾阳基督教公理会牧师高喜亭（汾阳城内人）就恢复医院事宜和王清贵商议。1946年1月23日，由王清贵大夫、高喜亭牧师同前任院董刘俊峰、张禹畴（锡九）召开了汾阳医院复院筹备委员会预备会议，对恢复汾阳医院做出决议：选定刘俊峰、高喜亭、解雨亭、张禹畴及汾阳众议会代表等15人组成临时院董会，王清贵担任院长，温植三、邓鼎臣、高德华、常之长、田润生、王兴、张禹畴、赵硕安、成济厂、高喜亭等10人为策划，提出二期恢复120-200支病床及相应事宜，并向“善后救济总署晋绥察分署”写出报告，请求予以支持。但由于战乱，这个计划很难如期履行，3月下旬，王清贵等14人先行回到汾阳医院复诊。当时医院，到处残垣断壁，荒草丛生，一片凄凉景象。医疗设备、电灯、暖气、锅炉自来水一无所有，重要器械彻底遭到破坏，药品、布类、器械、家具均被劫掠，院内十几眼井中均填塞垃圾、人畜粪便和烂肉脓血，不能饮用。经过一个多月的整理补充，稍微有了一点头绪，于4月20日门诊开诊看病。

1946年4月22日，汾阳医院重新举行开诊庆典，县政府派员出席，并正式委派王清贵为院长。开诊后，医疗工作由王清贵院长负责并兼职医师，聘用雷瑞云、侯秀英两名护士。王清贵亲自坐门诊（当时没有条件接收住院病人）。此后，王清贵尽心竭力，逐步恢复了药房、化验室、手术室、供应室、会计处和总务处。由于医院资金不足，王清贵捐出部分家产。当时条件较差，因陋就简，只有一个诊疗所的规模。药品器械需到太原采购。从1946年开始，王清贵多次外出招聘人员、购买器械药品，并找国民党晋察绥善后救济总署接洽，得到几批医药器械。当时汾阳农村及汾太公路为解放军控制。王清贵从太原回汾时曾到军调小组托解放军代表协助，得到解放区人民政府的大力帮助。

由于王清贵等人的努力，1946年年底，医院恢复，分设男女病房，开设40张床位。1947年4月，罗瑞英二次由美来汾，来汾之前，曾在美国会见年迈的万德生和周以德，二人均赞同她重返汾阳。罗来汾阳后担任护士学校校长兼医院总护士长。7月，医院恢复护士学校并招新生，新生边学习、边工作。8月，X光机恢复使用。11月，恢复了暖气取暖，门诊人数大增。床位由40张发展到了60张。

1948年初，王清贵携带家属去北平协和医院边进修边工作，并担任该院住院大夫。汾阳医院工作由罗瑞英临时负责。